传说中的秘色瓷如何重现人间

  早在唐代，诗人陆龟蒙就曾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来形容秘色瓷之美。及至北宋，赵令畤也在《侯鲭录》中记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此外，《吴越备史》《十国春秋》《宋史》中也都有关于秘色瓷的记载。然而宋以后，曾经盛极一时的秘色瓷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后人再看到唐宋文献对“秘色瓷”的记载竟然不知其为何物，秘色瓷成为了一个传说。直到1987年法门寺地宫被打开，千年“秘色瓷”之谜才终于具象化，被人们认识。那么“秘色”究竟是什么颜色？这种沉浮浪潮中的“秘色瓷”又有何过人之处？
　　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后，皇家，“臣庶不得使用”
　　2017年5月23日，“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现与再进宫”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开幕，展览将持续至7月2日。
　　秘色瓷之所以被抬升到一个神秘的地位，主要是技术上难度极高。青瓷的釉色如何，除了釉料配方，几乎全靠窑炉火候的把握。不同的火候、气氛，釉色可以相去甚远。要想使釉色青翠、匀净，而且稳定地烧出同样的釉色，那种高难技术一定是秘不示人的。秘色瓷在晚唐时期烧制成功，不久之后，五代钱氏吴越国就把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划归官办，命它专烧贡瓷，的确是“臣庶不得使用”，它当然远离百姓，高高在上了。
　　至于它的名称，偏偏不明说是青瓷，也不像宋代那样，取些豆青、梅子青一类形象的叫法，却用了一个“秘”字，着实逗弄得后人伤了一千多年的脑筋。
　　在从唐代晚期到北宋初年的近二百年间里，越窑烧造的秘色瓷一直都是皇家使用的珍宝。除唐、宋两朝皇帝外，使用过这些瓷器的还有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郭、柴两姓以及吴越国的帝王）。不仅有唐代陆龟蒙《贡余秘色茶盏》诗明确说明秘色瓷是为皇帝烧造的贡品，而且《吴越备史》《十国春秋》《宋史》等书都有吴越国钱氏向中原王朝进贡秘色瓷器的记载。但宋代以后，关于秘色瓷器的记载越来越模糊，秘色瓷终成悬案。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的重大考古发掘成为解开秘色瓷之迷的重要转机。法门寺地宫不仅出土了13件越窑青瓷，同时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碑，明确表明这种越窑青瓷就是大名鼎鼎的“秘色瓷”，千古之谜终于有了答案。地宫还出土一件越窑青釉八棱净瓶，与衣物账碑记载的13件秘色瓷特征一致，因此，也被认为是秘色瓷。由此，秘色瓷有了可资参考的标准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标准器确立之后，与之相同的青瓷得以认定为秘色瓷。从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秘色瓷的遗址均等级较高，如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葬、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北宋周王赵祐墓、辽陈国公主墓、辽圣宗贵妃墓等，都是皇室或王室成员墓葬。这显示出秘色瓷是跨越民族和族群使用的瓷器，也证明了秘色瓷进贡宫廷的“贡瓷”性质。就这样，大批的秘色瓷“复活”了。
　　在九至十一世纪是一种“国际性”的高品质瓷器
　　大量王室陵寝墓葬中的发现明确表达着秘色瓷的特殊地位，结合文献记载，可知秘色瓷确实是进贡给皇帝使用的瓷器。
　　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实行土贡制度，各州将本地物进贡给皇帝。《新唐书·地理志》载，进贡瓷器的州府有邢州、越州和河南府等三处。文学家柳宗元等著文《代人进瓷器状》，写的就是他替友人饶州刺史向皇帝进贡瓷器一事。唐代诗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所指亦是进贡越窑青瓷之事。徐夤《贡余秘色茶盏》明确说明了秘色瓷就是贡瓷。
　　在唐、五代的土贡制度下，是否存在生产贡瓷的窑厂呢？浙江慈溪上林湖吴家溪唐代凌倜墓出土墓志罐记载，“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志文证实了唐代贡窑的存在。与民窑不同，贡窑是特定生产贡瓷的窑场，其产品的一部分须用于进贡。贡窑与宋代专门生产宫廷用瓷的官窑也不同，仍保留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可以烧造普通瓷器。
　　秘色瓷的生产时间从晚唐直到宋初，唐、辽、宋皇家均使用，五代时期除吴越国外，文献记载前蜀曾向中央进贡秘色瓷，考古发现广州、长沙均出土有五代时期的秘色瓷器，说明当时前蜀、楚、南汉均曾得到并使用秘色瓷。毫不夸张地说，秘色瓷器在九至十一世纪是一种“国际性”的高品质瓷器。
　　后司岙窑址是秘色瓷的产地之一，亦是当年考古新发现之一
　　2015年10月到201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浙江慈溪上林湖中心区域的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揭露出了龙窑窑炉、房址、贮泥池等作坊遗迹。同时，出土了丰富的晚唐五代时期越窑瓷器精品，其中相当一部分器物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相同。这意味着后司岙窑址就是秘色瓷的产地之一。
　　生产地的发现不仅代表着结果，更展现出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秘色瓷的生产过程，也涵盖整个窑址的发展过程。后司岙的发现，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已有秘色瓷器种类的认知、告诉了我们部分秘色瓷可能的烧造地点以及烧造方式。同时，普通越窑瓷器的同步出土，也使我们对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瓷器生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因其成果意义重大，后司岙窑址被评为2016年全国考古新发现。今年正值法门寺地宫发现30周年。与此同时，秘色瓷产地——后司岙窑址的确立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大发现。“秘色重光”展览，正是对这两大重要学术事件的纪念和总结。
　　正是因为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才烧出了昂贵的秘色瓷器
　　随着越来越多参照系的明确，秘色瓷的特点和生产工艺也逐渐浮现而出，尤其是从装烧工艺上解释了秘色瓷特殊地位原因。秘色瓷的装烧工艺极为讲究，从与秘色瓷器同出的大量瓷质匣钵可以看出，这些匣钵与瓷器的胎体基本一致，烧成时匣钵之间用釉封口，且在地层中瓷质匣钵与秘色瓷器的数量同步消长。因此可以推断秘色瓷器的烧成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才烧出了秘色瓷器。如此严苛的装烧工艺，也体现出了秘色瓷烧制的高昂成本。
　　通过研究发现，使用瓷质匣钵并用釉密封，使瓷器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并在冷却时阻止了匣钵外氧气的进入，避免了瓷器的二次氧化，釉色还原得好，所以颜色特别青绿。这反过来说明，“青绿色”正是秘色瓷器追求的目标，用这种特殊工艺烧造出来的产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
　　而在后司岙窑址中发现的秘色瓷，在窑址堆积中发现了带有唐代“大中”、“咸通”等年款窑具的地层。根据地层判断，后司岙窑场在唐大中年间前后开始生产秘色瓷，一直持续至五代中期左右，五代后期质量下降。
　　至于秘色瓷器生产的下限，文献有迹可寻。入宋，吴越国于开宝二年（969年）、开宝六年（973年）分别进贡“秘色瓷（窑）器”但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以后所贡瓷器多记为越器或瓷器，已不使用秘色瓷（窑）器的概念。熙宁元年（1068年）所记越州贡物中又有“秘色瓷器”。这为认识秘色釉生产的年代下限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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